信号旧时代到数字新时代 - 我在离岸金融的25年

在港十天后，Frances Woo 女士突然感慨万千，一直以来习惯四处商务飞行的她，在一个地方连续停留十天现在听起来十分的不真实；Frances 在法律业的30年中硕果累累；其中，她在知名的离岸律师事务所Appleby任职长达25年，从事过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朝夕耕耘，最终成为集团主席，一直以来上进心满满的 Frances 这时开始搜寻自己人生的下一个目标。同时，Frances优秀的儿子也即将进入大学，Frances想是时候多花些时间陪陪家人并探索她创造力的一面。Frances 将在三月份步入五十岁人生轨道，她决定从她钟爱的律师行业退休，探索更加神秘又令人兴奋的未知。

最近，她接受了BVI亚洲办事处负责人Elise Donovan （伊丽丝·多诺万）女士的采访，分享了她从业25年来在离岸金融服务领域的种种感想。

Elise Donovan:

当您在招待会上做告别演讲时，我真的很受鼓舞。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应该与大家分享的故事。那么，回顾一下，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踏入这个行业的吗?

Frances Woo:

伊丽丝，非常感谢您邀请我来到这里分享我的故事。成为离岸金融行业的一员是充实且高回报的。当我第一次开始这段旅程的时候，那时大学还没毕业，我从未想过我可以进入法律界。在大学期间我是专修毒理学和药理学。我的大部分家庭成员都有医学背景。我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所以许多我的榜样倾向于医学。并没有很多榜样在政治学或者法学，抑或人文科学，所以这些并不是曾经我计划踏入的领域。

一切始于大学时代，暑期时我于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从事前台工作。从那时起我有了很多进入法律界的想法，同时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将我带到了他麾下，然后建议我申请法学院，我当时就这么做了。加拿大的法学院与美国一样，是一个研究生同等学位。我记得，当我被加拿大的一所法学院录取时，我的父亲却对我说：“律师一毛钱一打。” 所以他并不太高兴，认为这是一种二等职业。

但我坚持要读法学院，同时我想以我医科的背景，我觉得应该会进入环境法或知识产权亦或是专利相关领域。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加拿大市场当时出现了一场衰退，在我完成毕业论文之后，市场上的职位空缺却都是在公司法和金融领域，所以我就选择一家。而至于我如何进入金融领域和离岸中心，很多则是偶然和意外，其实从没做过计划。一句谚语说的好：“如果你有柠檬，那就榨柠檬汁。” 有时真的是这样，顺其自然，适应与改变。记得当时在加拿大位于海湾街的一家大公司里工作了几年，但后来考虑到我需要更多国际市场的拓展经历。我想在趁着我还年轻去海外待一两年，我当时的很多法学院同学建议我们一起考英国律师执业资格转化考试（QLTT），以取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律师执业资格。还记得在那时，我可以选择在伦敦、纽约、多伦多或香港参加考试。我说，我们去香港顺便旅游吧。然后我就这样来这里参加了QLTT，无意在多伦多以外寻找了一份工作。

然后我回到了多伦多，那时刚好Appleby律师事务所正在招聘，所以我就考虑随着这份工作到香港，然后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可选择的工作机会。我当时不想在香港回归前夕从事香港法律的相关业务，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同时我也不想从事英国法律相关业务，因为我也没有和英国有联系。所以权衡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是从事一些更加国际化的东西。

ED：

所以，您随着Appleby律师事务所从多伦多到香港。那么，当时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FW：

市场环境非常狭窄，非常非常小。我想说的是，在我刚来的时候，只有两家离岸公司：Appleby和Conyers。但即便如此，Conyers还是有两三个律师，而Appleby有一两个律师。对在岸法律业而言，从事离岸金融的相关业务并不是特别受到大众尊敬。就几乎好像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进入主流法律，所以你才去了离岸的行业。每个人都很迷茫与困惑：为什么你会选择那条路，他们认为这个行业像是一个死胡同，它不会让你到任何地方。这种感觉好像是，一旦你去了离岸，你就永远无法回到在岸。

所以当时的离岸同现在的是十分不一样的。人们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专家领域。同时在90年代初我抵达香港时，香港自身是非常殖民化的，英国公司和机构占主导地位。同样，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国际公司每两、三年会换届管理层。这也是香港金融行业仍在上升发展的时期。九十年代初期的大部分业务是用英语，特别是英式英语，少部分通过美式英语和北美英语。到1996年，人人都在为香港回归做准备。当时有许多当地香港人就职于英国法律事务所和英国机构，其中许多任职高管，所以企业内陆续开始举办粤语会议，此时商业语言由英语开始慢慢转向粤语。

ED：

那么，您会说，回归是行业变革的主要动力吗?例如，您提到在离岸法律工作有一种不太习惯的感觉，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您认为这种变化的有机发生是否与行业的变化有关?

FW：

是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回归，因为回归是许多业务发展的强大动力。在香港，金融服务业发展更加的迅速，变得更加复杂精细复杂。当时也正是在中国开放的时候，香港作为中国的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对携手国际合作的向往。

所以当中国的业务变得更加复杂，需要的结构类型也相应的变得复杂。例如，从80年代中期开始，你开始看到许多离岸公司工具被用来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然后，BVI为许多中介公司，为许多控股公司工作。同时你会看到离岸中心提供的工具在债券市场和结构性融资交易方面的运用。当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复杂, 离岸金融中心为这些交易提供便利桥梁工具的同时还扮演了一个更大的角色：通过香港联系中国与国际市场，无论是纽约或是伦敦。

也是在这个时候，贯穿80年代和 90年代，伦敦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迅速成长。当你看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初，纽约的国际化也在迅速增长。因此，当所有这些因素接连发生，我想全球的离岸产业的威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尤其是在亚洲，从被指责到市场对其所扮演角色的赞赏与理解。

ED：

您能否谈下在开始进入行业时对你而言有什么与现在不同的事，比如说用打字机工作。

FW：

当我刚开始在法律界工作的时候，没有传真。一切都是建立在邮寄的基础上。如果你想要任何东西，都要用电报或电传。然后才是传真机的出现，刚开始是用那种一页页会让你的手黑的纸。

当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时，感觉一起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那时是在互联网时代与电子邮件出现之前。我是跨越了模拟信号时代和数字时代的一代人。但作为离岸的接口，其中很多是总部设在加勒比海时区的如BVI、开曼群岛和百慕大群岛。所以与亚洲的客户打交道有许多需求和紧迫感，做完事像在昨天一样。同时面对技术的缺乏，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当我们发送大量的文件并注册归档时，我们必须在凌晨将一页页文件放入机器，有时发现机器在383页停止了传输。然后你需要打一个长途电话，找出收到或未收到的页数，如果没有收到，你必须在第一页重新开始，一次只能放入一页。时间也非常紧张。在通信方面，邮寄东西，可能要两到三个星期后才能收到回复。像是一颗远程卫星似的，很少人可以理解这其中的挑战在哪儿。所以有很多事情必须独立完成，有时候还需要即兴创作，追求创新地完成许多事。

ED：

在当时有这么多挑战存在时，为什么人们还会选择继续开展离岸业务？

FW：

这确实是具有挑战性的，但人们面对的挑战层次是有分别的。主流法律界人士要面对的挑战来自金融机构，因为他们中许多机构均有大型的企业来作为支撑，同时他们致力于亚洲，所以他们不需要考虑转接的问题。但是业界人士依然继续开展离岸业务是因为它拥有许多其他独特的优势。例如，像BVI类的管辖区们有权向英国枢密院提出上诉，同时兼顾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所以政治局面相对稳定许多。与此同时，由于不论香港回归前后BVI法律与香港法律都十分相似，因此法律框架从业者们都已经非常的熟悉。

另外BVI法律也十分具有连贯性，行政工作亦简单明了；相对的香港法律框架则繁琐许多，如果香港想要针对国际趋势变化和发展而做出一些快速的反应，他们可能很难做到，因为他们不像BVI那样具有灵活的体质以在国际大环境变化之际迅速进行相应的改变。

此外，离岸公司很早便认识到了解市场趋势和需求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在亚洲一早准备建立并维系了良好的关系网，对比之下，许多大的国际公司或者管辖区则是 “我是一个寺庙，都来崇拜我”的态度。因此，信托服务商很早就下海开始做这方面的业务。

ED：

在您 25年的职业生涯中，您认为哪里是最精彩的部分呢?

FW：

有很多。刚来香港时感觉十分神奇，同时很欣慰可以看到金融业的成长与语言使用的快速变化。当然，香港回归以及亚洲金融危机也为这些快速变化的主要影响力之一。

回归之前业界很紧张，充满了忧虑，但同样有很多人也期待着看回归后将是什么样子,这些变化将对香港意味着什么以及国际社会将如何看待回归后的香港和它回归后的位置。但这几乎成了虎头蛇尾，因为在7月回归后不久，房地产市场就出现了崩盘。对香港来说，这是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历的第一次崩盘。很多香港精英和企业高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从国际企业特别是英国企业回到英国境内，听到消息后均表示很震惊。人们不得不在如何应对该问题方面采取行动，使用大量的结构和行动计划部署，这些都是很难忘的经历。

同样值得纪念的是在1997年我成为了Appleby的合伙人，然后2000年升为执行合伙人，但甚至在此之前，我认为最精彩部分依然是能够从事各种不同离岸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业务，从中获得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理解，及运用多样的离岸工具。我认为这给我们共事的每个离岸司法管辖区都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因为当我们在其他离岸司法管辖区看到了一些闪光点，我们则会建议给其他管辖区进行效仿学习。不仅仅包含Appleby公司所覆盖的离岸司法管辖区，我们同样会学习像列支敦士登、新加坡或其他离岸地方的闪光点，这些信息都为我们的业务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当然，经历了不同的角色转换后，最终于2014年成为Appleby的全球主席。我扮演了一个肩负重任且需要付出大量精力的国际角色，但每次看到能够帮助不同地区的客户解决他们的问题时，总是十分欣慰。

ED：

听上去似乎一切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或在某些情况下；正如您所讲，是一个意外发现。但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将您的目光投向了顶峰的呢？

FW：

我其实并没有把目光投向顶峰。因为对我来说，引用我父亲的话，是百分之九十的勤奋和百分之十的天赋。正直的做事，尽我所能，真正将所有事情做到最好。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追求卓越，全力以赴。就这样慢慢的积累了很多行业知识。

从进入一个行业到跟随公司一起成长，这段经历本身就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有强烈的兴趣和热情，并不断的参与各种项目，公司会多派发任务给你，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尊重就累积起来了，当然这些转变不是朝夕之事。记得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时，我并没有想到最终我会胜任这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主席。甚至在2012和2013年我真的都不认为我会有今天的成绩，但是我的合作伙伴们鼓励我去尝试新的职位，我想也许他们已经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感知到我的能力。

在我想做的每一件事上，我都有一个小目标和一个小的行动计划以及我希望看到和改进的东西。我一直对法律感兴趣，同时不只是从狭义的角度，而是法律对社会所起到的作用以它如何良好协助商业来达成目标。

ED:

您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在金融服务行业中胜任国际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的女性之一。请问您对职业女性有什么建议?

FW:

让自己充满自信，充满激情。不要害怕去追求你的目标，因为你总会找到达成目标的方法。我想特别是对女性而言甚至是对男性而言，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这些人们有些过于担忧，经常会担心他们不能达到或超越期望。其实放心去做，拥抱你的雄心斗志，然后找到一种方法让目标实现，而不是一味的自我怀疑，总是担心你无法达到期望。这个社会有太多不同类型的模范人物，没有一个是符合所有人的标准的。所以创造你自己的，而不是去适应别人的鞋子，按照别人的方式做事。这就是为什么从你接受那个职位的时刻起，它就已经是独一无二了的，因为你用你自己的特点来诠释对这个职位的理解，描绘上了自己的专属印记。这也正是人们在寻找的，同时也是国际商业需要的：颠覆者、创新者、从不同视角来观察事物的人。如果有些公司还在寻找老旧而一成不变的，他们可以很快找到这样的人才，但是企业无法因此而前进。这是我的看法，当然我年轻时也并不知道这么多道理。不要停下尝试，不断的来推进自己的极限。

ED：

您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您有没有一个口头禅时刻提醒自己？什么驱动着您？我们都有挑战与自我怀疑，但什么让您成功的跨越了这些障碍呢？

FW：

在我年龄非常小的时候我就经受了许多拓展韧性的训练。如果你有一个像我父亲一样的父亲，那么你将会非常有韧性。在年轻的时候，我很热爱竞技网球。那时我代表大学网球校队参加了许多比赛。我想体育可能会对韧性的训练很有帮助，同时运动将培养你所需要的意志。因此，动力的一部分就是永远保持努力做到最好的心态，并不断尝试去突破自己的极限。同样的，另外一个动力是在工作中的骄傲感，当然也有恐惧。恐惧也是一种动力，可能不是最积极的动力，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它的存在。其他积极的激励因素并不是表扬或认可，而是工作中的成就感。最后则是对着同一个目标而与他人携手合作共同进步的能力，我们很享受这中间带来的成就感。

ED：

您如何建立团队？您如何有效地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团队？

FW：

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了解人们的背景以及是什么在驱动他们，以及对不同文化的热爱，还有我认为热爱合作也很重要。我一向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靠发号施令是绝对不行的。没错，虽然指挥棒就在那里，但是想要一个真正表现得最佳的团队，需要团队成员的内心团结一致。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双赢，讨论和协作上。当设计合作项目及衡量指标时，这些必须都是相互照应的。我的很多时间都花在倾听和让别人说话上。它帮助过我许多：我在西方成长，但也是三、四代后的移民，属于少数群体。但是，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着陆香港的时候我并没有接触很多英国和欧洲的文化，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去了解。结果，在Appleby，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英国或欧洲。我当时很想了解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幽默感，及英国的登记制度等等，因为这些，对于来自加拿大的我来说都感到不是很自然，所以我需要更加细致的去了解这些问题。同时理解在离岸司法管辖区，种族、性别及语言的敏感性。

ED：

还有亚洲文化。

FW：

是的，关于文化有很多细微的差异。对于那些刚到亚洲的人来说，会认为亚洲只有一种文化。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即使在东南亚，都不尽相同。甚至对汉语使用者而言都是非常不同的。对来自香港讲粤语的人是不同于对来自中国内地的人，来自中国内地的人又有别于那些虽然可以讲汉语但成长于英国、美国或是台湾的人。我很喜欢这些不同文化的交融，让我很着迷。

ED：

您认为您可以建立起文化交流的桥梁吗，因为您来自这两种文化世界？

FW：

是的，我也深有感受。有一天我对我最小的儿子说，他说有时作为一个属于三种文化融合的孩子，他觉得不太适应。我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百分之百适应过任何地方的。但我认为这同时也是一种优势。这意味着无论你在任何环境，都有能力开启与环境相适应的模式。因为在每天工作结束时，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一直处于自己的舒适区域，其实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继续努力去领悟、学习和理解。所以我作为一个协助两种文化融合的桥梁可以有效的促进文化交流。

ED：

您会给年轻人什么建议呢，看看您在过去的 25年间看到了什么?

FW：

我感受的到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是挺大的，因为创新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快。但我想，如果你回顾一百年，一百五十年前，我们的前几代人其实也经历了同样的艰难时期。在人生中总有那么些时刻，我们会遇到不同类型的挑战和机遇。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刚刚步入金融服务行业的年轻人来说，要首先确定你所热爱及感兴趣的领域。不要只是把第一份工作当做是通往最终成功宝座的跳板。之后在你确认自己喜欢的区域后，想想哪些是你能够改进的，并拿出自己积极热情的一面，你可能是处于要去上大学的阶段，亦或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因为无论你去到哪里，人们都会寻找那种能够带领企业发展的更好的人。这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的（而要去真的做），但如果你已经在这样做了，企业会看到你已经在做这些事情，那么他们自然会把同样类型的工作交给你。因为他们会看到你已积极的参与其中。但如果这些是还没完成的事项，那么请分配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它。同时也要注意关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仅从一个狭义的角度看待问题。离岸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市场，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将离岸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接轨。这意味着你需要多与不同领域的人士沟通了解市场的需求。

ED：

您认为什么是这行的颠覆者？

FW：

毫无疑问是技术。人工智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所有东西都在数字化，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帮助金融及法律行业来进行大量的信息筛选及数据分析工作，同时这项科技现在已经开始逐渐有进行独立决策的能力。人类则需要找到自己的方向，从事更多的情感类分析，而非可被替代的纯技术性分析。我觉得这项科技应该是具有革命性的。这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文件技术审查工作或对最新基金的技术审查工作，他们都将会被替代，更不用提体力劳动了。所以在接下来的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里，其实很难预测接下来的职场情况会是怎么样。所以政府更需要在预测方面更加灵活且保持在获取信息方面的领头位置。

ED：

除了技术以外还有什么驱动着亚洲市场的离岸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FW：

在过去的三四年里，亚洲方面因为地理位置隔离，受到美洲欧洲的FATCA、CRS等影响较小；当然，过去的两三年里，随着亚洲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隔离保护度也相应的降低了许多。加之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使得这个隔离保护效应大大降低。在政治方面，所有你所看到的这些进展 - 美国退出巴黎协议，美国退出TPP，都意味着亚洲正在崛起，特别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起到的作用及声望的提升。因此，这意味着亚洲很难不受国际法规和要求的影响。离岸金融界受到了来自OECD、FATCA及CRS等多方面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离岸的领域变小了，而是意味着会有一部分精英管辖区被社会认可成为蓝筹地区。同样的，离岸发展和在案/离岸架构也会被更加混合的使用，意味着一些在岸的属地也会有一些离岸属地的特性，而离岸地区则会拥有更多在岸属地的特性，以此来竞争成为蓝筹管辖区。

ED：

您如何看待 BVI目前的表现？

FW：

由于拥有高使用率及过去五到七年里随着使用BVI架构高复杂性的优势，BVI在亚洲的地位已经十分稳固。说到这一点，我认为 BVI 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因为我非常清楚，BVI 即使在宝座上也不能休息。因此，它需要快速创新和颠覆性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处于强势地位，因为亚洲仍在发展。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日趋重要。因此，为实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进行快速发展，则需要BVI继续做强有力的支撑角色。但这也意味着，由于资源有限，很难在所有的篮子里放太多鸡蛋。不论是什么，你都需要要坚定不移的实施这个计划，因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巨大的基础设施以及投资，一路西行穿过亚洲到欧洲。有诸多BVI可以提供帮助并参与的工作，BVI银行也在尝试帮助克服困难。它还参与税务工作者的教育工作，并与私人银行交谈来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离岸社区团结在一起是很好的，只有这样，你才能拥有更强大，更响亮的声音，特别是当你在在岸战斗且政府刺激要增加税收的时候。

ED：

那么接下来的路您是如何计划的呢？

FW：

我现在只想稍微休息下，关注下在我奋斗途中被忽略的，例如家庭和父母，以及一些计划但从未实现的旅行计划。在这之后，我打算放开自己去尽情感受和探索这个广阔美丽的世界。

*请注意：本文为中文译稿，仅供参考，一切以英文原文为主。